這對數位時代的管理、甚至是全球問題的處理,是否有什麼意義?絕對有。在2012年的《紐約時報》專欄裡,湯馬斯.佛里曼(Thomas L. Friedman)據稱詢問了一位埃及朋友對該國抗議運動的看法,朋友表示:「臉書確實協助了民眾溝通,但並未協助民眾合作。」佛里曼進一步表示:「在最糟的情況下,[社群媒體網站]可能取代真實的行動,而且令人上癮。」正因如此,雖然像是在開羅的解放廣場(Tahrir Square)或是紐約的華爾街曾發生大型的社會運動,激起大家感受到社會需要改革的意識,但說要到真正進行改革革新,通常靠的還是其比較小型的社會運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