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僚巨擘人人愛？

彼得．杜拉克（Peter Drucker）1988年在《哈佛商業評論》英文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預測，二十年內，一般組織將減少一半的管理層級數量，管理職務則縮減三分之二。可惜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發展。儘管各種替代方案在媒體上炒得沸沸揚揚，例如零工經濟（gig economy）、共享經濟、全體共治（holacracy）、精實（lean），但官僚體制並沒有萎縮，反而持續成長。1983年到2014年之間，美國勞動人口當中的經理人、監督者與支援幕僚人數成長90％，同一期間，其他職業的就業人數成長幅度低於40％。其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成員國也出現類似趨勢。例如在英國，經理人與監督者所占就業人數比重，從2001年的12.9％提高到2015年的16％。在部分產業，如健康照護與高等教育，官僚階級成長的速度甚至更快。美國加州大學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）龐大的教育體系內，經理人與行政人員的人數在2000至2015年間增加了一倍，同一期間的學生入學人數僅增加38％。目前在加大體系內，每個終生職教授都有1.2個行政人員。今日，美國人在大型、官僚組織內工作的人數，攀上前所未見的高峰。1993年，有47％的美國私人產業員工，在超過五百人的組織內上班。二十年後，這個數字成長到51.6％。員工超過五千人的大型組織，占就業人數的比重增幅最大，從29.4％上升到33.4％。今日，《財星》雜誌五百大企業聘雇的員工人數就有2,700萬人，1995年則是2,000萬人。有些人可能以為，企業界接連幾輪的人員縮編已經讓官僚體制瘦身，但事實不是如此。雖然在2004至2014年間，標準普爾500指數成分企業把本身銷售商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了500個基準點，但是在縮減銷管費用方面卻毫無進展，這類費用包括高階經理人薪資與企業的經常費用。如此看來，管理階層對於所有事物都要維持「精實」的熱誠，似乎有其侷限。雖然許多執行長抨擊官僚體制，但很少有人可以宣稱已成功擊敗它。實務上，戰術上的勝利，例如裁撤一個管理層級、縮編總部的幕僚人員、或精簡一個繁冗的流程，通常成功的規模很小，而且結果常被快速逆轉。在這方面，不妨再看一次表1，表中顯示2008年經濟陷入衰退之際，官僚體制規模一度縮減，但之後又迅速恢復原貌。也許有人會主張，在這個日益複雜的世界裡，官僚體制壯大是無可避免的。除了資深高階經理人，誰可以解決那些棘手的新議題，如全球化、數位化與社會責任？誰可以達成針對多元性、降低風險、永續性等新增的法規遵循要求？這種心態促成新的「長字輩」職務崛起：分析長（Chief Analytics Officer）、協作長（Chief Collaboration Officer）、顧客長（Chief Customer Officer）、數位長（Chief Digital Officer）、倫理長（Chief Ethics Officer）、學習長（Chief Learning Officer）、永續長（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），甚至幸福長（Chief Happiness Officer）。更加平淡的論點是，如果沒有經理人，誰要負責日常的規畫、排訂優先順序、配置、審核、協調、控制、排程與獎勵等工作？然而我們的研究顯示，官僚體制不是無法避免的，不是在複雜的世界裡經商一定要付出的代價。相反地，它是腐蝕經濟生產力與組織復原力的癌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