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歷史揭露的悲劇中,最可怕的,莫過於英國手搖織布機的織工逐漸消失,」馬克思在1867年寫道。他舉目所見,都是人被「快速和持續進步的機器」取代的情況。一個半世紀後, 新科技使人失業的可能性,再度讓我們憂心忡忡。
「歷史揭露的悲劇中,最可怕的,莫過於英國手搖織布機的織工逐漸消失,」馬克思在1867年寫道。他舉目所見,都是人被「快速和持續進步的機器」取代的情況。一個半世紀後, 新科技使人失業的可能性,再度讓我們憂心忡忡。去年,麻省理工學院(MIT)教授艾立克.布林約爾松(Erik Brynjolfsson)和安德魯.麥克菲(Andrew McAfee)在他們合著的《第二次機器時代》(The Second MachineAge)中,強調了數位未來持續加速的危險性(以及前景)。今年,XPrize基金會創辦人彼得.戴曼迪斯(Peter Diamandis)和記者史蒂芬.科特勒(Steven Kotler)在他們(較不引人注目)的著作《勇敢無畏》(Bold)中,全心全意擁抱著科技的力量。這本適用於徹底創新創業家的手冊提供建議,讓人了解如何推出「超快速成長組織」,也就是影響力遠超過員工總數的組織。畢竟,當你創造了人工智慧,或是能駕馭群眾智慧的全球網絡時,誰還需要人力?許多人對科技在社會中的角色存有恐懼,上述書籍探尋了這種恐懼:許多財富不斷創造出來,但極度分配不均。不過,其他評論描繪了較為樂觀的景象,並看到契機,可望在21世紀有機會進步、同時又不致拋下勞工不顧。最常受到討論的,也許是PayPal共同創辦人彼得.提爾(Peter Thiel)寫的《從0到1》(Zero to One)。提爾讚揚寡頭壟斷的好處,同時闡明另一項訊息:科技可以補充人力不足。他指出:「軟體工程師往往致力於取代人力的專案,因為他們所受的訓練,就是要他們這麼做。」但那絕不是進步的唯一方式。比方說,提爾與人共同創立Palantir,這家公司的軟體,能過濾極為龐大的資料集,並凸顯可疑的活動,藉此支援情報分析的工作。不幸的是,根據經濟學家和前軟體高階主管詹姆士.貝森(James Bessen)的觀點,前述科技與人力互補的安排並不會快速或自動發生。在即將出版的著作《邊做邊學》(Learningby Doing)中,貝森重提馬克思說過的19世紀織工,證明人們長期使用新技術工作時,會在過程中改良新技術,並增進自己的財富。因此,就像馬克思指出的,當動力織布機在1785年問世時,它把織布活動從農田轉移到工廠,馬上提高了生產力,但也讓工人的工資停滯了數十年。不過,他未能預測接下來發生什麼事:從1860到1890年,織工的工資增加超過一倍。貝森認為,那是因為技術的價值正逐漸釋出,或許是經過一個世代,透過在職學習而釋出。使用早期動力織布機的織工,每小時織出的布料數量,是使用手搖織布機的織工產量的兩倍半;八十年後,他們的產量達到五十倍。因此,一項技術的價值,絕大部分是採用和調整技術的人創造的,而不是發明人來創造。儘管如此, 一直要等到操作某項技術所需的技能標準化,並能輕易傳授給工人,工資才會開始提高。一旦動力織布機趨於成熟,而且各家工廠變得更相似,織工才有足夠理由宣稱自己可以帶著一身技能,跳槽到別家工廠,藉此爭取到更高的工資。貝森提供幾項在現今加速技能訓練的建議:多投資在社區大學、職業教育、失業勞工的再培訓計畫,以及公司贊助的訓練發展計畫上,協助勞工學習新技能,並獲得運用新技術的經驗。那麼, 政府在這種情況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?畢竟,如果技術型勞工的報酬真的這麼高,企業不就擁有很大的誘因,要投資在個人訓練上?有人認為不見得如此,例如根據約瑟夫.史迪格里茲(Joseph Stiglitz)和布魯斯.格林瓦(Bruce Greenwald)合著的《建立學習型社會》(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)看來,答案是不一定。在這本範圍廣大的總體經濟理論著作中,兩位作者認為,在一個充滿競爭的市場裡,企業只會投資那些能讓它們掌握最大利益的創新。企業吝於投資綠色科技,因為不必負擔汙染的費用,而過度投資節省人力的科技,是因為不必負擔失業成本。競爭愈激烈,這些市場失靈的情況就愈嚴重。因此,政策制訂者確實要在幾方面扮演重要角色:對研究計畫提供資金、為有益社會的創新創造顯著的誘因,並抑制有害技術散布。(##BLOCKQUOTE2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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